那个一直很稳的胖子,也败给了贫穷

胖山,92年生,排行老二,为人稳重。四年级时,父亲死在矿上。

我喜欢坐胖山的摩托车,他开车时并不是像常人一样握住车把,而是整个手搭在车把上,用手腕顶住,无论是启动还是刹车都很稳,过弯过坑都很顺,给人带来一种安全感。

在球场上,胖山是一个灵活的胖子,要球的时候,喜欢竖起食指在自己头顶上划圈圈。他的球风跟人一样稳,喜欢靠着自己身体一步一步地推进去。哪怕有时打出异常惊艳的配合,观众在喝彩,队友在嘶吼,他也只是撩起衣领擦着脸轻快地跑向中场而已。他有一双蓝色球鞋,每次打球前后,都会在旁边的水房里用手勺水浇到鞋面上,再蹲下身去细细地抹干净。

初三毕业后胖山没考上重点高中,又不愿意去职校,就跟着村里的人到厂里学做工模,“日夜叮叮当当跟打铁一样”。村里刚出去的少年大多要浪荡几年,换几份工作才能定下来,而他一进厂里便稳住了,至今没换过工作。

他家盖房子,通往他家的路太窄,进不了拖拉机,所有的水泥和沙石都是他用斗车一车车运回去的。从敲石子、捞沙到挖地基、砌墙,断断续续建了有两年。房子建好后的那年,我们到他家去逛新房,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夸他的新房漂亮,他只微笑地举起手里的劲酒说:“喝!”

新房建好没多久,胖山就带了个外省女孩回来,同学们听到消息后都笑着问他:“哈!听说你带老婆回来了?叻啊!”胖山一脸正经地说:“没,女朋友,回来让家里人看下。”

往后两年,他女朋友每年都回胖山家过年。只是每年回来的时候都待在家里,极少出门。我们一班同学常在夜里一起去行大路,每次都有人让胖山把老婆带出来,但每次胖山都只是笑笑,女同学说:“你不怕阿嫂一个人在家无聊啊?”胖山说:“没事,有电视。”同学们都笑了,说他在家里藏了个宝贝。

胖山跟女朋友结婚前一年,家里唯一的哥哥说要出去赚大钱,去了北方。期间打过几次电话跟家人要钱,后来大家才知道他哥是做传销去了。胖山的母亲是个从不大声说话的女人,找亲戚只是默默地哭。胖山回来凑了几次钱,跟亲戚一起去了河北,又去了北京,最后好不容易将哥哥找了回来,但没多久哥哥又偷偷跑了。

“找回来又走,被人洗脑了,你有办法找的吗?”胖山摊着手对旁人道。

“想钱想的喔,一时头脑转不过窍来,等转过来了自己就回来了。”有人安慰道。

胖山的婚礼是年中在老家摆的,除了长竿和少数几个经常跟胖山一起的同学之外,大多数同学都没能赶回去。大家约好了等过年时人齐,再一起去贺贺。

同学们去贺的那天,胖山说礼金全买烟花,打完,打旺一点!那天夜里,全村的人都站在门口抬头望胖山家的烟花。

随后,胖山的女儿出世了。那年几个男同学一起打麻将,胖山总会接到电话,不是老婆的就是妈的,胖山挂完电话便说:“打完这把不打了,小孩子跟人。”

每年一群人去胖山家玩的时候,胖山的老婆都一直待在房间里不出来,房间门正对着客厅,但她从来没出来跟大家打招呼。有同学进去逗孩子,她也只是笑笑。二人的沟通方式很微妙,胖山老婆将房门关上的时候,不一会儿胖山便会进房去,再出来的时候手里就会拿着奶瓶冲奶粉,门也顺手打开了,门再关上的时候,胖山又会进去。我从没听过她叫胖山的名字,但两人的对话总是很轻柔。

我以为他们夫妻两肯定不会吵架,直到有一天,我和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在网吧打游戏。朋友接到一个电话,通话中提到了我,我问是谁,他说,胖山,问我要不要打声招呼,说完便直接把电话递给了我

我接过电话,电话那边的胖山显然没预料到这一幕,语气听起来像是偷偷做什么被人撞破了似的,满是尴尬。而朋友则在旁边不断地比手势,示意我赶快挂电话。我客套了几句,便以在打游戏为由挂了,问朋友怎么回事,“能怎么回事,又借钱咯!”

“胖山喔,我记得他生活还可以的啊。”

“可以什么啊!隔一两个月就打电话借钱的,你都不知道!一没钱老婆就要吵架,一吵架就打电话给我,我还吃斋呢!”

“不会吧,我记得她老婆还不错的啊……”

“人家吵架要给你看到来?也好不到哪里去,一直以来都这样啊,一没钱就吵死口唠……是这样的,你转天生了细佬哥也会这样的。”朋友点起一根烟,笑眯眯地跟我要打火机。

“说得你生过一样。不会的,还是看人的。”

“不会?转日你就知道。”

前段时间,因为回市里办事,我又约了朋友在网吧。“胖山老婆走了,你知道吗?”朋友问我。

“不会吧!真的假的?”我很惊讶。

“早都走了,只不过他不讲。”

“都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走啊?”

“还能因为什么,不就没钱嘛,胖山又赌,要走你有什么办法。”

“胖山?我记得他不怎么赌的啊?”

“嘿!我们那边的后生没几个不赌的,个个都差不多,日夜发钱梦,一有时间也是在麻将台的。”

尽管朋友言之凿凿,但我还是不大相信,毕竟印象中的胖山一直都是很“稳”的。网吧里噼里啪啦的键盘声里,夹杂着混乱而急速的撕喊,“开开开开!捡枪捡枪……舔我舔我!操!”朋友放在键盘上的手夹着烟,烟灰不时抖进键盘里。

可我还是想不明白胖山的事。“什么时候的事了?”

“反正很久了。”

“细佬哥呢?”

“扔给胖山他妈咯。”

去除伊拉克国籍的犹太人

1950年3月2日,伊拉克内政部长萨利·贾布尔向国会提出一项草案。掩藏在“一九三三年六十二号法令增修条文”这条冰冷的技术性标题之后的,是伊拉克犹太人即将面临的命运大转折。草案前言如下:

我们注意到伊拉克犹太人正透过所有非法手段,企图永远离开伊拉克,其中有些人甚至已经非法离境。这些国民如果被迫留在我国,并保留伊拉克国籍,最后将无可避免地导致危害伊拉克国家安全的后果,并引发社会及经济问题。因此我们认为比较明智的做法是,若当事人希望离开伊拉克,我们不该予以阻止,但他们将丧失伊拉克国籍。颁布本法案目的即在此。

短短一个星期后,法案表决通过,在摄政王签署后成为正式法令。它向伊拉克犹太人传达的讯息非常明确:你有离开的自由,不过你必须放弃你的公民权,永远不得回来。犹太人大举流向以色列的单行道就此开通。

这道所谓“去除国籍法”是一项令人诧异的政策逆转。一年前,伊拉克才自诩为以色列最凶悍的对手。1949年1月以阿签订停战协议后,伊拉克成为阿拉伯世界唯一拒绝与以色列休兵的国家,随后又领头提出再次发动攻击的想法。伊拉克的领导人非常清楚,让犹太人移民合法化将会让伊拉克成为支持以色列——这个被阿拉伯世界视为天谴的国家——的帮凶,将中东地区人数最多且最富裕的犹太社群拱手交给以色列。这还不包括这项措施将为伊拉克国内经济带来的混乱局面。

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在一则1949年发回华盛顿的秘密电文中指出,“有责任感的伊拉克领导人都承认,由于犹太人在伊拉克财经及商业体系中的角色极为重要,犹太人大幅移出将严重损及伊拉克经济,使伊拉克脆弱的稳定状态陷入高度危机。”

但是后来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近几个月以来,伊拉克虚张声势的姿态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困惑与退缩。尽管伊拉克安全部队不断突袭犹太人小区、对激进分子严刑拷打,他们依然难以动摇组织良好且日益壮大的锡安地下组织。1949年12月戒严法解除后,大批犹太人涌向南部大城巴士拉,从当地非法越境到伊朗,想办法搭飞机到以色列。

过去被认为做事不牢靠的阿拉伯及库尔德走私犯看到伊拉克警方日益无能、贪污盛行的情形,纷纷主动前来担任犹太人的向导,带领他们跋涉穿越不熟悉的土地。胆子越来越大的以色列摩萨德特工扩大业务规模,建立起高效率运行的人口偷渡和逃亡网络。1950年1月到3月,约有四千名犹太人从伊拉克顺利地非法逃往巴勒斯坦。如果照这个速度继续发展,伊拉克在六个月内失去的犹太人数量将与在此之前三十年的总数相当。

非法移民潮已经演变成伊拉克国内政治危机,以及国际社会的棘手问题。进退维谷的伊拉克为了挽回颜面,最后不得不屈服,干脆将其合法化,借此宣称情势依然在政府控制之下。他们自我安慰地以为,或许只有几千名较穷困、地位较低的犹太人会选择离开。然而,军警对犹太小区的突袭、伊拉克军队在以阿战争中的惨重死伤、锡安特工决意促使犹太人迁出伊拉克,这些因素都让情况出现了无法逆转的改变。在极短的时间内,大约有十二万名犹太人——几乎是伊拉克境内犹太人的全部——已经准备好要从伊拉克撤离。

1950年3月一个温暖的日子,哈布尔河在融雪灌注下水势汹涌。11岁的约拿·贝赫·萨巴嘎正和同学排成一列进城,他又因为走路时搞错左右脚而挨了打,关节还在隐隐作痛。他刚过了桥,就看到父亲的穆斯林生意伙伴举手向他打招呼。

“你听到消息了吗, ma?alme butchuk——小拉比?”易卜拉欣哈吉问他。易卜拉欣是个四肢修长、态度斯文的纺织品商人,大家给他冠上“哈吉”这个朝圣者尊称,因为据说他曾经离开札胡,到远方某个伊斯兰圣地去朝圣。约拿很崇拜他,因为他的店铺是城里少数装了电话的地方;那玩意儿由一堆令人着迷的电线、铃声装饰和诡异的插头组成,只要拨打一个“8”就能接通——至少易卜拉欣是这么说的。约拿和他父亲曾经在他店里连续待了好几个小时,不过电话连一次都没响过。

“学校里有没有人告诉你?”

“告诉我什么,哈吉?你是说要小心河水暴涨吗?”约拿问。

易卜拉欣笑了,“这样说也有点道理喔!”——犹太人确实正如潮涌般纷纷迁离伊拉克。“不是啦,我听到的消息有点像你跟我说过的什么摩西把海水分开,让以色列人可以走过去的故事。”

约拿和同学们听完易卜拉欣的消息后,立刻冲回犹太区向大家报告,接着兴奋地把书包一摔,将里面的书本抛向温暖的午后空气中。他们觉得仿佛有人刚告诉他们,学校停课了,永远停课了。

自助照相亭内的作者阿里埃勒和父亲约拿。 UCLA,一九七○年代晚期。(出版社供图)自助照相亭内的作者阿里埃勒和父亲约拿。 UCLA,一九七○年代晚期。(出版社供图)

几年前,我问我父亲关于去除国籍法的事,当时我还在《巴尔的摩太阳报》担任特约撰稿人,负责与安纳波利斯美国海军学校有关的采访报道。父亲告诉我,如果我想知道札胡的犹太学生在法令公布当天的模样,可以把它想象成海军学校学生在毕业典礼当天把帽子丢向空中的情景。

“我们就像那样庆祝,”父亲说,“我们把书包丢向空中,似乎在说,‘去他妈的书!’”

不过在札胡的成年人之间,去除国籍法公布的消息却让长久以来被掩盖住的社会断层明显浮上台面。伊拉克的政策在某些人看来,无异是在叫犹太人滚蛋。身无分文的犹太人觉得如果走人的话,他们并没有损失,以色列是个未知之境,就算他们在那里一无所有,情况也不会比在札胡糟。而且至少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们将不再是一个阿拉伯国家中少数民族里的弱势宗教群体中地位最低的一群人,也就是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犹太人中的穷人。

人数虽少但势力不小的富裕犹太商人阶层则抱持完全不同的观点。他们在札胡拥有房产、商店、土地,离开札胡等于抛弃一切,要在未知的新环境中与命运赌博。他们听过不少关于以色列的事,知道一船又一船教育程度高的欧洲犹太人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落脚当地。他们怀疑自己能否有任何机会享有跟那些人一样的财富和社会地位。

没错,犹太人在札胡拥有的权力不算多,他们必须仰赖辛迪、古利、斯里瓦尼等族群的头目们提供保护。犹太人结婚时,得花一笔“喜钱”请头目为他们祝福。头目们经常会决定进行一些公共建设,这时犹太人就得志愿提供劳力。但用这些来交换信仰和交易自由,代价难道真的太高吗?当他们逐渐听到欧洲犹太人所经历的大屠杀,都觉得自己的运气相较之下实在好太多了。

即便在1950年去除国籍法让犹太人外移成为台面上的事实以后,锡安主义依然顶多是被库尔德犹太人用来包装一些比较实际、迫在眼前的东西:对更美好生活的希冀;对传统穆斯林及犹太间关系解体的不安;新生代与上一代之间的疏离;对未知冒险的渴望……还有也许是最重要的,是他们益发意识到札胡恐怕再也无法仰仗它遗世独立的地理位置,继续将外面的大世界隔绝在外。

我的祖父拉哈明那年三十三岁,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当他的父亲告别尘世,他就要成为家族中最年长的男子,扛起家族领导人的担子。札胡一直没让他失望,他也没有理由离开。

1950年一个炙热难当的夏日,约拿在家人开的杂货铺里,坐在角落的凳子上听他父亲和另一位犹太商店老板讨论未来该何去何从。约拿这天把拉哈明几个月前买给他的小羔羊裘裘牵在身边,边听大人说话,边摸着它身上油滑的长毛。

“让那些穷人到以色列去吧,”拉哈明无所谓地把手一挥,“他们在那里也许能找到比较好的生活。祝福他们。”

“我相信以色列会比较希望有我们这种人。”另外那位店老板说。

“以色列是会有我们这种人,不过是在伊拉克。”

店老板一脸困惑地看拉哈明。

“我的意思是,我们如果留在伊拉克当以色列的代表人,这对以色列可能比较有好处。我们可以从以色列进口产品,卖给伊拉克人。简单说,就是当以色列的业务代表。”

他的朋友兼生意伙伴易卜拉欣哈吉在几分钟前已经悄悄走近,在一旁偷听。听到这里,他忍不住嗤之以鼻。

“是啊,拉哈明,”易卜拉欣装出庄重的表情说,“我现在就开始漆广告牌:‘美味的以色列柳橙,产自阿拉伯人鲜血浇灌的肥沃大地’。伊拉克人一定会排队抢购,帮助可怜的以色列农夫改善家计。”

“去你的,哈吉,”拉哈明怒视着他的穆斯林朋友说道,“那你要我怎么办?”

“我认为你在以色列会很辛苦,”易卜拉欣说,神情顿时严肃起来,“这里没几个犹太人,所以事情很好办,你们聚在一起想诡计,然后大赚我们这些老实异教徒的钱。可是在以色列,所有人都是犹太人,到时你们有谁可骗?”

“如果你是来侮辱我的话,麻烦你滚出我的店,”拉哈明气呼呼地回呛,不过不敢直视他的眼睛,“满口胡言乱语。”

“也许是,也许不是。”易卜拉欣说,他转头向在角落里坐着的约拿眨眼睛。

“小拉比,你觉得呢?我们看看他怎么说。我的话有没有道理?”

约拿涨红了脸。“小裘裘累了,巴爸,”他说了便起身,“我想带它回家。”约拿不想卷入大人的议论,不过那天易卜拉欣对他父亲说的话将萦绕在他心中很久、很久。

那天晚上,埃弗拉伊姆又是满脸喜形于色。每当有人听他说话,甚至当他们并没有在听,他都要狂喜地颂赞上帝终于应许了他们这些流散族群的祈祷。约拿告诉他拉哈明店里的争论时,埃弗拉伊姆满足喜乐的表情依然不变。

“你爸爸太实际,太俗气了,”埃弗拉伊姆说,“可是你啊,约拿,你已经读了《祈祷书》,有一天你应该会懂的。”老爷爷躺在屋顶上那张嘎吱作响的床上,聚精会神地凝视着星辰。他那身老骨头和生锈的金属弹簧之间唯一的睡垫只是一片厚纸板。小孙子盘腿坐在他身边。

“埃弗拉伊姆巴爸,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爸爸有朝一日会看到萨巴嘎一家人都会到伊甸园去,”埃弗拉伊姆说着,一滴眼泪沿着他的太阳穴滑落,“半夜在会堂里祈祷的不再只有我一个人了。以色列圣土上每个角落都有犹太会堂。我们会去参拜以色列列王的陵墓。不管我们在街上、田里,在山顶、山谷,我们都能喝到《妥拉》里说的琼浆玉液。先圣先贤的真言会变成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脚趾间的沙砾会是亚伯拉罕、艾萨克和雅各布踏过的泥土。我们用的水——”

“还有柳橙!”下方庭院传来一阵妇女的说话声。约拿匍匐爬到屋顶边缘,看到祖母正跨过睡着的小羔羊,忙着收拾当天晚餐用的锅碗瓢盆。

“什么啊,老太婆?”埃弗拉伊姆叫道,他那安宁喜乐的心情终于起了波澜。

“柳橙啊!”哈莎乐喜滋滋地嘟囔,“妥拉是不错,圣贤也很好,可是我听说以色列的柳橙可是天赐的上品!大得跟西瓜一样,颜色金黄灿烂,甜得像是蜂蜜。一天只要能吃上一颗,可就乐不思蜀喽。这是那些婆婆妈妈说的。”

“别多嘴,格吉巴奈(长舌妇)!”埃弗拉伊姆用手肘撑起身子,皱着眉骂道,“现在是男人家说话的时间。”他转头面向约拿,在他耳边假装耳语地说,“俗话说,男人害羞值一分钱,女人害羞值百万两!”

约拿像只小蜥蜴,夹在两个掠食者间,紧张地蠕动着身子,缩着肚子背对祖父。

“我听说以色列没有蝎子,”约拿说,他记得自己读过祖父一本叫《巴勒斯坦传奇》的书,里面提过这件事,“可是那里有没有像依蜜玛雅那样的恶魔?”他问道,心里想着专门把小孩子淹死在哈布尔河里的水妖会不会跟着他们到国外去。

“耶路撒冷的城墙很坚固,能把所有札胡的恶魔挡在外面。”埃弗拉伊姆说。

“可是可是,埃弗拉伊姆巴爸,”约拿说,“易卜拉欣哈吉说我们在耶路撒冷会赚不到钱,因为那里住的都是犹太人,我们没有人可以骗。”

“哈吉是个混账东西,”埃弗拉伊姆说,“就算他的电话也救不了他。没了我们在土耳其的供货商,他只能拿附近村子的烂棉布来卖,一下子就会倒店。他那样说是因为他要吓唬你爸爸留下来。相信埃弗拉伊姆巴爸,那个哈吉只是在担心他自己。”

“可是你在以色列圣土要做什么工作?他们需要染布师傅吗?”

埃弗拉伊姆仰望星空,咧嘴笑了。“在天堂里,”他闭上眼睛说,“上帝自有安排。”

1950年10月底,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七十名犹太人离开了札胡。从摩苏尔来的办事员在犹太会堂里摆了几张桌子填写文件。申请离开的都是城里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小贩、挑夫、乞丐,他们几乎全都不识字。大部分人只背了一些破烂衣服,顶多再带上一只泥碗或一支已经融了一半的蜡烛。他们拉着孩子,挤进专车,随后就往南驶向摩苏尔和更远的未知世界。

“让他们走吧。”拉哈明鄙夷地说。人口一千八百五十人的犹太社群走掉七十个人算什么?

可是那七十个人走了,就像是一条原本好好的毯子开始脱了线。犹太市集里的一些老面孔——补鞋匠、打铁匠、面包师傅——忽然间全不见了。一些平常闹哄哄的房子变得空空荡荡,在夜里一片漆黑。会堂里的歌声变小了些。在河边的小茶屋里,每天收音机都传出有越来越多犹太人迁出伊拉克的消息,5月份走了一千一百人,6月份走了两千七百人,10月份走了将近四千五百人。

那年深秋,一批样貌憔悴的公务员又从摩苏尔来到札胡,在大犹太会堂里摆桌办事。排队的人变多了,他们排到绕过犹太人埋藏老旧《妥拉》书卷的地窖,站满粗削石块砌造的门廊,一直排到外面的泥土路上。排队的人都是札胡的中层阶级主干:商店老板、农民、地主、洁食屠夫、织布师傅、铁匠、老师。他们是拉哈明的主顾。他跟这些人一起上会堂祈祷,傍晚市集收工后一同喝茶。如果他们走了,他还剩下什么?

队伍慢慢往前挪动。午后下了一阵小雨,狭小的街巷顿时一片泥泞。拉哈明关了店门,加入排队的行列。当他终于进到会堂内,他看到一排矮桌,上面堆满了文件和厚厚的档案夹。角落里出现一阵小骚动,一名以爱喝自制亚力酒出名的老寡妇咕哝说她听不懂口操阿拉伯语的办事员在说什么。

“我会慢慢说,”年轻职员耐着性子说,“我再问一次,奶奶,你要离开伊拉克吗?如果你离开的话,你答应永远不回来吗?”

“先生,”她发音含糊地说,“你的间谍一定很能干,没错,我最爱喝亚力酒了。”

一阵努力强压住的低笑声隐隐回荡在圣堂中,让老太太当下有些错愕。但她还是决定给年轻办事员一个完整的说明。“我跟你、跟你们所有人保证,”她的声音因为情感真挚而颤抖,“下星期六以前,大家听好了,我就会永远远离亚力酒。我告诉你,年轻人,我这次下定决心了,永远不再回头。”

尽管他们身处札胡最神圣的建筑物中,拉哈明和其他人这下可忍不住了。他们放肆地狂笑出声,同时也把内心深处暗藏许久的情绪如泄洪般地释放出来,那些东西跟这个糊涂的老寡妇其实一点关系也没有。

拉哈明终于排到队伍最前面,他拿起表格,写下萨巴嘎一家所有人的姓名和年龄:他的父母、妻子、三位子女、三位弟弟和弟媳,以及他们的小孩。面无表情的办事员核对伊拉克公民名册,划掉了他们的名字,随后将名字誊到一本标题写着“去除国籍”的新册子中。拉哈明又签了一组表格,握笔的手忍不住颤抖。办事员在头一页盖上三个章,再把文件递还给他。

“拿到护照窗口去,”办事员指着房间对面说,“十五天后,你和你的家人就不再是伊拉克公民了。”拉哈明看到伊拉克政府聘来拍摄众人护照照片的摄影师正是札胡的贝赫·达利卡家族的人。传说中让札胡犹太社群在河中岛上重生的犹太筏夫家族后代,现在正以镜头记录这个社群的全面解体。

被丈夫拉入深渊的女人

江栖侠的老家在湖北长江中游北岸的一个小镇上,在她的描述中,那里的生活朴实安稳,被江风和山林净化后的空气湿润青郁,人们习惯地谈论着油盐酱醋生活日常。浮躁的气息虽然时常出现在年轻人的脸上,但年纪稍长的人依然沉心静气,一板一眼地继续过日子讨生活。

已过不惑的江栖侠有时也叹气,说也许当初坚持了自己的想法,或者后来听了父亲的劝告,她这个时候应该也会在这个小镇上安稳度日,会像多数刚刚步入中年的女人一样,拥有一两套房子,做一份工资不高却稳定的工作,有个结婚十余年早已成了亲人的丈夫,每天操心两个女儿的学业,在公婆面前做个体面的媳妇,常回家看看自己的父母,跟他们撒娇时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

可在现实中,或许直到没有退路的一天,她才会永久地回到这个小镇。

1

二十多年前,十八岁的江栖侠中专毕业,被分配到当地一家国有纺织厂上班。九十年代工人还是特别让人羡慕的职业,没有门路和背景,能得着这么一份铁饭碗,工作又轻松,江栖侠内心很满足。

因为细心负责,厂里安排江栖侠当车间记录员,挡车工纺纱的产量由她抄表,落纱工的产量由她称重,做好记录,月底统一报表,上交财务科。

1998年,国企下岗大潮席卷而来,四五十岁的老一辈纺织女工含泪“光荣”下岗,由“可造”的年轻人接替。江栖侠就这样下了车间,干起了挡车工。

不过,说起从前,江栖侠很感激那几年的纺织工作,这至少教会了她一门手艺,为她后来的谋生提供了一项技能,甚至还跟我强调说:“人要有颗感恩的心。”

江栖侠年轻时面容清秀,身材高挑,秀发乌黑,即便平时穿着朴素,行事内敛,依然吸引了不少追求者,收到的情书好几十封。这其中约有一半的情书,是陈勇寄出的,他家就在江家附近,俩人是老相识了。

一开始,俩人没事就经常约上另外两个朋友,四人互相串门,打牌聊天,就是不说谈情说爱的话。处久了,江栖侠觉得陈勇人不错,“挺勤快,能吃苦,不抽烟,不赌博”。两人互生好感,就走得近了。

为了生活,陈勇去了杭州打工,但是两人的关系并没有因为距离而疏远,一个星期一次电话,半个月一封信,成了固定的联络方式。江栖侠沉浸在恋爱的幸福中,享受着爱与被爱的快乐。

可是,好景不长,半年之后,陈勇电话不打了,信也收不到了,美好的感情戛然而止,突兀得像个奇葩。

江栖侠好强,并没有主动询问,“对方变了心,强求又有什么意思”。感情的门慢慢合掩上了,她觉得别人不知道,所以自己也不动声色,仿佛从没发生过什么。

没过多久,有同学给江栖侠介绍了一个对象,说此人浓眉大眼,帅气的很。虽然江栖侠心里还想为陈勇留一席之地,但大半年也没什么消息,大概情缘已尽。想到这里,江栖侠也就没有拂同学的一片好意。

不见则已,一见面俩人都有点不好意思起来——这男生是江栖侠的中专同学,叫秦俊,同年级不同班。江栖侠上学的时候就知道他,那时两人学习都好,都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收完作业送到老师办公室的时候经常能碰到,不过从没有说过话。

毕业后再也没见过,没想到在这里遇上了。

见到江栖侠,秦俊便心动了。从那天之后,不管江栖侠愿不愿意,秦俊三天两头往江家跑,他嘴甜会哄人,深得江栖侠妈妈的喜欢。他对江栖侠也更是上心,经常接送她上下班,晚上送到家再一个人骑车回去。

秦俊之所以这么殷勤,还有一个原因。

当时,江栖侠还有另外一个痴情的追求者,苦苦追了一年多,写的情书也不比陈勇少,江栖侠一直都没相中。江栖侠觉得,相不中这个人最主要一点,是“他说话流里流气的”。这人还曾跑去见江栖侠父母,央求他们同意女儿跟自己处对象,还许诺一定会给她幸福的,也被江家父母回绝了。

虽然这事江栖侠并没有告诉秦俊,但秦俊还是深感威胁。于是,刚相处了一年,江家的门槛就快被秦俊踏平了,可秦家的门朝哪个方向开,江栖侠还不知道。不是秦俊没有邀请过她去自己家,只是邀请了好几次,江栖侠都觉得和秦俊的感情还未到见家长的份上,时机不成熟,都找借口推脱开了。

终于有一天,江栖侠答应了去秦家的邀请。在秦俊的房间里,秦俊小心翼翼地提出“想看看”江栖侠,百般保证只是看看,江栖侠同意了。

秦俊当然没有把持自己的承诺,看到明晃晃一滩血迹时,秦俊吓傻了,而江栖侠只是一个劲地大哭。

回去的路上,秦俊追着她,又是作忏悔,又是表真心,一路甜言蜜语安慰着。可随秦俊怎么说,江栖侠只觉得这个男生让她恶心。

没想到一个多月后,她真觉得恶心了,胃里在翻江倒海,脑子里也在翻江倒海。保守、单纯的她无能为力,只好跟父母摊牌,得跟秦俊结婚——至少她不否认他是爱她的。

婚后,秦俊向江栖侠坦白,说自己说话向来大胆,做事更大胆,喜欢先下手为强,“当时还有一个男生在追求你,我必须先得到你才觉得安全。”

也是在她结婚后,闺蜜才告诉她说,她婚礼当天,家附近的一个男生喝了很多酒,还哭了。应该就是陈勇。

再后来,江栖侠才知道了更多的真相:陈勇有一次给她家打电话,是她迷信的妈妈接的,她妈妈对陈勇说:“不要再找我女儿了,你们俩属相不合,不会幸福的。”连带着陈勇之后写的信,也被江栖侠的父母藏了起来,压根就没给女儿看到。

可事已至此,江栖侠还能说什么呢?只能安慰自己,大约就是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罢。

2

结了婚,平淡的日子无非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孩子随之出生,干什么都需要钱。

女儿才一岁多的时候,江栖侠所在的纺纱厂还是倒闭了,她也成了“下岗女工”。“纺纱厂是五万锭的指标,照这么算,会养不活全厂上下一千多口?可厂里公开账目里说亏损两千多万,这其中的猫腻明眼人都看的出来。有咽不下这口气的,就集合起来请愿上访,都被压下来了。”

大批工人“下岗”,这么大的事自然逃不过商人们灵通的耳目。一些外地纺纱厂老板闻风赶来招工,只要年轻的熟练工,江栖侠也就约上两个好姐妹一起去了福建。“我去福建打工时,管工艺的厂长说了,纺纱最挣钱,一个纱锭能养活八个人都不止”。

其实老家本地也有几家民营纺纱厂,江栖侠也不是不想留在老家上班,可那时她正在气头上,是一腔怒气逼着她选择一走了之的。

惹她生气的,就是丈夫秦俊。

恋爱中的男人百依百顺,结婚后的才原形毕露。秦俊的尾巴也在婚后渐渐露了出来,江栖侠发现他竟然嗜赌。

在江栖侠的老家,几乎每家都有麻将牌,还有人家买了自动麻将机。民风如此,所以秦俊刚开始去赌牌,江栖侠也没在意。

可江栖侠都“下岗”了,秦俊还是不以为意,一点儿没耽误去打牌。秦俊在的工厂效益也不好,几个月发不出工资,秦俊上班自然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说是正在上班,可能人就在牌桌上。

有一次秦俊钱输多了,回家蒙头就睡,孩子不管,家务也不做,江栖侠见状,气不打一处来,一把掀开被子,不让他睡,夫妻俩吵得不可开交。邻居过来劝,越劝秦俊越上脸,为了在邻居面前充男人,竟一巴掌甩了江栖侠一个趔趄。

江栖侠被打后哭着跑回了娘家,她父亲非常生气,态度决绝:“必须离婚。”可江栖侠想女儿还这么小,心又软了下来——虽然她内心不怎么喜欢这个孩子,总觉得这是在她被强迫的情况下孕育的,并不是爱的结晶,但是毕竟又是从她身上掉下来的肉,天然的母爱还是让她选择了隐忍。

也就在这个时候,福建的老板来招工,江栖侠一气之下选择离家打工。到了福州,江栖侠心情也焕然一新,气也逐渐消了。

半年后,秦俊也跟着来了福州,在一家工艺品厂打工,凭着机灵,三个月内就当上了小主管。在福州干了两年多,多少挣了些钱后,便又不安分了,被三姐夫说动了心,非要回家合伙办塑料加工厂。

在江栖侠看来,“那三年是我们婚后最幸福的一段时间。”她把福州视为自己人生的一块福地,至今回忆起在那里打工的岁月,都还满是回味。那三年,夫妻二人齐心协力,生活也渐渐有起色。

塑料加工厂办起来不久,江栖侠就被秦俊召了回去,继续在老家的纺纱厂做工。回家后第二年,他们全款买了一个三居的房子——一是因为钱够,二是不懂贷款。再生一个孩子的计划也被提上日程。

琴瑟和鸣,伉俪情深,江栖侠一度以为,接下来的生活好像只有“好”和“更好”两个选项。

3

自从办了塑料加工厂后,秦俊再没给家里交过一分钱。他说,出货后的钱,都在用于进材料和资金周转,账面上一笔一笔记着呢。

“直到一个人来我家讨赌债时,我才知道他欠别人钱了。”原来一切都是幻象,江栖侠又一次陷入恐慌。

她没想到,这两年,当上了小老板的秦俊自我膨胀得有多厉害,在牌桌上吹得大、牌技差,输多赢少,运气差的时候,一晚上就能输两万多。在牌友眼里,他就是一块肥肉,人人都想咬一口。

总共欠了人多少债,秦俊打死也不对江栖侠说。很快,塑料加工厂破产倒闭,机器能卖的都卖了拿去还债,最后还欠着人家八九万。

江栖侠当然后悔,要是婚前能对秦俊再多些了解,知道他这爱赌的性子,无论如何也是不能跟他在一起的。可男人固然可恨,孩子又没有错,他们第二个女儿已经三岁了,乖巧可爱,更需要有一个完整有爱的家。

即便如此,江栖侠仍是个传统的贤妻良母,秉承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观念,嫁入秦家这么多年,从没跟公婆红过脸。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过了春节,大女儿开始上学,小女儿由公婆在家带着,江栖侠夫妻俩只能再出去闯一闯。

那时候,江栖侠的二姐夫在北京开了一家建材店,正缺一个看店的人手——这就是江栖侠来北京后的第一份工作。北京工程多,粉刷工、水电工哪都需要,秦俊也就有了用武之地。

自此,江栖侠夫妻俩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边缘人,做着能见光的职业,却住着不见光的居所。收入本就微薄,为了早点偿清外债,他们只能住在地下室。

二姐半年后来北京,顶了江栖侠的位置,她开始出去找各种事做:当餐饮店服务员、在租住的小区开电梯、有空闲的话还要做点兼职。前一个地下室租约到期后,再搬家,还是地下室。

当时她的工作就是在一个大厦里做保洁,定时定点打扫卫生。大概是江栖侠表现好,字也写得不错,还会做账,上级领导觉得“这样的人当保洁可惜了”,半年后将她提为领班,每天负责发放保洁用品,做好登记,查楼巡岗。

江栖侠的“提升”,让保洁主管嗅到了危险的气味,深怕这样下去,自己的位子不保,于是处处打压江栖侠,给她穿小鞋,上下级相处得极不融洽。

江栖侠不想讨好主管,更不会拍马屁,正好物业食堂缺人,干脆就去了。干活虽然辛苦,但不用勾心斗角,每天有说有笑,倒也简单舒心。

在生活的重压之下,和秦俊之间的感情似乎也没那么重要了。

4

在北京几年,从灰溜溜地欠债离家,到还清最后一分钱,再到手里握着存有十五万存款的银行卡,本已让江栖侠恢复了自信。她想着要衣锦还乡,笑着面对家人,给孩子幸福快乐的生活。

但没想到,丈夫却又一次将自己的生活拖进了深渊。

摆脱债务之后这两年,秦俊又飘飘然起来,吃喝不规律,又重新打起了牌,一上牌桌上更是烟雾缭绕。这一年春节前,秦俊正在干活,忽然感觉前胸后背一阵撕裂般的剧痛,继而袭遍全身,工友们及时将他送到医院,医生诊断的结构是:“心脏主动脉夹层”。

为了能走医保多少省一些钱,江栖侠陪着秦俊转院回到湖北老家做支架手术。医生告诉她,秦俊这种病四十八小时内死亡率达50%,看着劫后余生的丈夫,江栖侠又生气、又难过、又心疼。

秦俊也不敢拿命开玩笑,术后老实了很多,生活、饮食、服药都遵医嘱,看起来恢复得还不错。等到了复查的时候,医生却又告诉江栖侠一个噩耗,“我们怀疑秦俊有肾癌。”

晴天霹雳,江栖侠原本以为最坏情况不过是恢复情况不乐观,没想竟是丈夫查出了新的绝症——这是在要她的命啊。

可面对秦俊,江栖侠只能努力让自己表现得自然一点、再自然一点:“复查没什么问题,可能肾有点毛病,医生让回北京再复查一下。”

夫妻又回到北京,入院检查,结果与湖北老家一致:肾癌,危在旦夕,必须尽快手术,切除左肾。

但,医疗费用要二三十万。

江栖侠懵了,她只觉得自己沦陷在一片深不可测的泥沼中,急切地想抓住什么东西拉她上去,哪怕是一根稻草。她掏光所有积蓄,但差很多;亲戚朋友也拿出一些钱,还是不够;食堂的领导、同事联合起来捐了两万多,不够;经人指点,她把秦俊的病情病历发到了众筹平台,筹了一两万。

每种办法收效都不大,但江栖侠明白谁都不易,她仍是感激涕零。

东挪西借,总算凑够了丈夫的手术费用,签《风险告知书》时,她已无法控制签字的手,颤抖着在纸上涂完自己的名字,脑子里反复回放着医生说的话:“就算手术,也不能保证他能走下手术台。”

当时她的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觉得时间过得这么慢”,慢得每一次秒针的转动时间都足以在她的心里“扎上十下”。

“这是我人生中最痛苦、最绝望、最艰难的一年。”江栖侠后来总结道,语气依然沉重。“事到如今,我对他,也只能说是又爱又恨。”

那些泪水汗水交织的日子,她在两个城市的医院间长途奔波,办理各种手续,曾经一天两夜不合眼,不知流了多少泪吃了多少苦。

5

被病魔折磨得完全脱相的秦俊命硬,又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后,还是走下了手术台。可每天的住院费用高得吓人,实在开销不起。出院后,江栖侠已经没有多余的钱买补品了,只有叮嘱丈夫及时用药,用温言暖语开导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与每一个重症病人家属一样,江栖侠对丈夫要永远保守一个秘密——术后,医生告诉江栖侠,秦俊能活下来已是一个奇迹,但要有心理准备,“最多可能还有四五年”。

一无所有,重新负债,江栖侠不得不再次出门打拼,但工作却又要换了——食堂算是大厦老板的小灶,开在大厦地下三层,属于违规开设,仅供内部员工就餐。上边一有消防检查,食堂门口马上落一把锁,没多久,食堂就关门大吉了。

离开了食堂之后,她又超市找了份促销员的工作。窘迫的生活,逼着不善言辞的她一次次不厌其烦地招揽顾客。有一次拿了一个大单,可以拿五百块的奖励,那是她这么长时间以来最高兴的一次。

不知不觉,又是春节,2017年春节,江栖侠还是不能回家,她要继续推销洗护用品。

这一年春天还没到,江栖侠又一次搬了家。

房东说接到通知,地下室不安全有消防隐患,限期搬走。秦俊的身体状况已远不比从前了,正好一个湖北老乡的五金店准备转让,夫妻俩就盘了下来。江栖侠心里盘算着,卖五金能有一点收入,秦俊也能在店里接活,加上自己的工作收入,日子还能过得去。

对老婆对孩子,秦俊是有亏欠的。也许是良心发现,当江栖侠说要出去工作时,秦俊死活不让,倔得像头驴,还信誓旦旦地说“我来赚钱养家”。

江栖侠想,这次他是真心悔悟了。

可现实摆在面前,面子不能当饭吃。五金店经营了一段时间之后,江栖侠发现之前的估计太乐观了:店面加店后五平米的卧室,合计月租六千元,可每天店内收入也就一百多,如果秦俊接到维修的活,一天也就挣三百,“但这基本上是靠天吃饭,有活就干,没活就闲着”。没办法,江栖侠只好在网上注册了家政服务去做小时工,每小时三十元。

对于一个打工家庭而言,江栖侠已经耗尽心力、却还是捉襟见肘。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可能根本无法理解。

当江栖侠又一次从网上看到整治违章建筑的消息时,她知道事情不妙了。现在五金店的房东是个“二房东”,从原房东手里租来几间房,又投钱盖了三间店面出租渔利,铁定属于违章建筑。

“二房东”先打了预防针,说房子可能不能住了,然后又接连两天过来,说包括五金店在内的这些店铺也都不能营业了,“卧室”也不能正常做饭睡觉了。头天要求租客做完饭把锅碗瓢盆都收好,第二天就要求“床也得收起来,晚上打地铺,起床后再藏好被褥”。

为了不露痕迹,江栖侠整整收拾了一上午,房间太小,怎么收拾都不利落。

曾经,她可以风风光光地回老家,可以安安稳稳地生活,可以快快乐乐地陪伴孩子,她从不信命。现在,人到中年却生活困顿,她说,有一点信命了。

到头来,还是应了那句,命里无时莫强求。

江栖侠已经连续三年没回家过年了,这个即将到来的新年,她说一定要在年前挣够过年的钱,下定决心回家过年,她想孩子了,想爸妈了。

孩子被老婆扔给父母,自己偷渡去缅甸赌博

盲明,95年生,嗜赌。

盲明家在村子的正中间,跟长竿家类似,家里的小卖部也是赌档,平时村里无论男女老少都会在店里“撑船”、“赌三公”、“押宝宝”,耳濡目染下,盲明从小就掌握了各种赌博的玩法。

盲明初中辍学时,四四方方的脸长满青春痘。盲明辍学后跟的第一个老板是马先生,马先生问他为什么没去上课,他只笑笑说:没什么意思,不读了。

马先生以赌为生,长年混迹各种赌档,他的大儿子比盲明还长两岁,不过马先生严禁儿子涉赌。马先生游走于各个村镇做庄,盲明就为他做“和理”,负责收钱和赔钱的角色。

上至百元下至两元的各款香烟在赌档里燃烧,烟雾缭绕熏得所有人眼眶发红,人群像树木的年轮一样一圈圈叠着,肩并肩肘连肘,几乎连空气都进不来。盲明在牌桌上话不多,只在开牌的时候,面色郑重地喊道,别动先!然后赌客们都或欣喜或懊恼地看盲明接下来的动作。

盲明说,“四点杀了”,手往桌面上的那叠钱一按,拨回台角,也不数,再看下一组牌。“八点有了,这叠百仔谁的?”盲明指着钱问。旁边的赌客站直了腰板,双手插兜,紧紧盯着台上的钱道:“我的我的。”盲明拨了拨手上一大叠按面值大小理得整整齐齐的钞票唱道:“一二三……八!走你。”

赌博的旺季是在过年前后,外出打工的青年们纷纷归乡,短暂地与家人叙叙年景后,便夜夜加入这种赌档中。有时,一大清早便有消息从猪肉档里传出:某某青年昨晚赌热了,一年的工资都输掉了,还借了四五万高利,仍是没翻本,年也不过了,连夜回了东莞,那笔债够他还几年的了。

青年们在赌博上前赴后继,有些人花了几年时间还清了债,往往在清债的那一年又在赌场背下一条长数出门。曾有个放贷的对着一个青年说,你知道吗?我小孩就是你养大的,你将他供到了六年级。

没几年,马先生脑瘤死了,盲明便加入了南下打工的队伍。

过年前,盲明穿着粉红色紧身裤,花色衬衫,烫着爆炸头回来,与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个同样烫着头发的小女孩。盲明回来当天就跟家里要钱,他妈笑着问,一年到头一分钱都没做到吗?盲明大声道:“拿给我先!大不了到时我还给你!”他妈怕男人回来后知道了要发飙,就给了盲明两百块。

拿到钱,盲明便丢下女孩在家,自己一个人到镇上的网吧,每天夜里一两点才回来。女孩说,他在外边也这样,没正经工作,天天泡在网吧。有天夜里,他爸故意将院门锁了,盲明回来,也不喊人,就是一脚一脚对着铁门踢,他爸听着砰砰响,怕丢人现眼,骂了声便让他妈去开门。

盲明一直玩到农历二月二才出门找工作。他父亲拿着笤帚打他,他就拿起柴棒要对着干。他妈劝他差不多该出去找事做了,他便耿着脖子道:“人家在家里玩几年的还有呢!”

人们说盲明和他老婆倒是天生一对,因为即便盲明如此,他老婆也还是愿意跟他。有时候盲明带着她去上网,有时候就直接把她一个人扔在家。小女孩倒也无所谓,仍旧笑呵呵地看电视。

第一个儿子出生时,盲明十八岁,仍旧没有正经工作。盲明的老婆倒是染黑了头发,越来越像一个普通妈妈,但盲明却仍是除了打牌赌钱,就是四处泡网吧。在那些炊烟四起的傍晚,他妈在菜园子里咒骂:“番鬼鸭!生下来就算啦!日夜不着家,我帮你带咯!有天你就知死!”。

有人介绍盲明进了市区的一间包装厂。他背着手跟着拉长从二楼走到尾,再上三楼又走了一圈,拉长问他要去哪个工位,他就说:“你回去吧!”说完便转身下楼走了。同村的人都笑他创造了该厂最快辞工的纪录,而盲明却颇引以为傲。

盲明在市里买手机,跟朋友借不到钱,家里又不给,便去借了两千来块高利贷。借完后就再也不管,别人打电话来,他直接挂掉,最后干脆把电话卡都换了。追债的人找到盲明家时,两千多元利滚利,已经滚成了两万多。最后还是他爸还的。

他爸觉得养了个败家子,父子俩的关系越来越僵,常在赌档里爆发争吵。吵多了可能盲明也觉得没意思,便带着老婆一起出去打工了,孩子留给了父母。

盲明在自己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后,非但没有收住性子,反而更少回家了。他老婆说,有时候一个月也见不上盲明一面。

2016年过完年,盲明的老婆就走了,一句话也没留下。两个小孩留给了盲明父母。

两个月前,听说盲明他爸接到一个缅甸打来的电话,说盲明在缅甸赌钱,输了很多,不汇钱就撕票。随后对方还发来了视频,视频黑乎乎一片,看不到人像,只能听到盲明的声音。盲明的父母赶忙转了五万过去,随后又报了警,警察立案调查,说在缅甸那边赌钱是合法的,处理起来会比较麻烦。

盲明的表哥在网上查找相关信息,发现有条新闻写着警察每年从那边解救几百个年轻人,都是赌博被绑的。

盲明至今生死未卜,跟他走得近的朋友说,他是在网上看到赌博信息自己偷渡到缅甸去赌的。还有人说,盲明走的那天晚上还把他的皮带穿走了。

事发之后,盲明他爸挨个地给亲戚们打电话,说儿子被绑到国外去了,如果有从缅甸打来的电话,不要理会,钱已经给过五万了,尽心了,剩下的,由他去死。